《西泠印社》刊发吕大明忆学印往事《与朱復戡先生二三事》

与朱復戡先生二三事

吕大明

朱復戡先生夫妇1961年来泰安，做岱庙壁画的修复工作。起先寄居汉柏院，又客居赵家花园。“文革”时，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、“牛鬼蛇神”，“逐出”赵家花园，搬来南门的县人委宿舍院，与我家毗邻，在一间改造过的门洞内栖身，后因一“走资派”搬走，才迁至二间漏雨的东屋。朱復老，我称他朱大爷，夫人葛维宗，称她葛姨。朱復老清俊消瘦，风度倜傥，一口标准的宁波话，葛姨上海话，不过普通话也很好。老两口都精通法语，葛姨还精通英语。

那时“文革”，政治形势很紧张，此院条件很差，是由新中国成立后接收的一处酒庄改造的，住满了一些“走资派”、“ 牛鬼蛇神”。门窗上都有形形色色的大字报，大人们个个挨批斗，挂牌子，面面相觑，见面时也只是点头之而已，免得招惹是非。

朱大爷搬来一段时间后，每到晚上就有三三两两的人神神秘秘地来到朱家求艺，为了避是非，门总是关得严严的，朱大爷以很小的声音，给学生讲授一些学问，十分广博。那年我十三四岁，年少无知，只能叨陪末座跟着学习，兼职看炉子续茶水。从那时起，朱大爷就成为我的恩师。朱大爷讲授的知识主要有油画、国画、书法、文学知识、篆刻等，有时还说一些戏剧和武术作为趣谈。由于口音关系，有些也未能听懂。在这后来十余年中，隔三差五，我跟朱大爷、葛姨学到了很多东西，终生受益。程门受业之事，拟另笔撰文，本文仅在邻里之谊方面谈一些印象最深的事。

缺子的象棋   

    那时，我是南实小班里象棋第一名，在宿舍院里是一象棋“高手”，院里大人们偷得半日闲，召我弈棋，我总是赢多输少。朱大爷搬来时，我们这些孩辈围着看热闹，帮着往斗室里搬零碎东西，可真开了眼界，尽是没见过的东西，沙发、钢丝床、留声机、唱片、红木八仙桌、太师椅、文明棍、电子管收音机……我正往屋里搬一红木折盒，一不小心，折盒打开，散落一地雪白的中国象棋棋子，还是象牙的。我闯了祸，惊怵地赶快拾，朱大爷也在捡，捡完我一数，少一枚，我在地上找，朱大爷见状，微微苦笑，说：“别找了，就是少一子。”从那以后，我就知道朱大爷有副我从未见过的象牙高级象棋。

那一年，“文革”废除了升学考试，改推荐，我在班里学习第一，被推荐上泰安一中，由于父亲是“走资派”，政审不合格，辍学在家，闲暇很多，百无聊赖。朱大爷知道我会下棋后，被“揪斗”之闲，有空就叫我陪他下棋。缺子的马用一纽扣代替，我先摆好棋子，他总选缺子的一方对弈，子全的一方让我用，朱大爷棋艺很高，象棋谱式很精道。开局是“仙人指路”，总是杀我个丢盔弃甲，尽管院里的看客都帮我指棋，也是无济于事。朱大爷兴致好的时候，经常走个“老汉推磨”，逗我尴尬，不过他也不让我全输，最后一局，或来客有事，都让我赢一局，让我尽兴。

后来朱大爷谈起过，缺的一子，是在一次抄家时丢失的。

“向日葵事件”

朱大爷是艺术大家，在山东主持设计过山东农业展览馆、山东工业展览馆、修复岱庙壁画等大型文化工程。1965年竣工的泰山剧院是全国著名建筑设计师郭铸珊先生设计的，朱大爷负责其中的舞台美术设计，剧院完工后，在小小的泰城也是一大亮色。朱大爷舞台花边设计优美，一环大大小小的向日葵簇然盛开，满堂生机，白色浮雕，蔚然壮观，以“葵花朵朵向太阳”的形式，表达了一个老艺术家在新中国重生的喜悦，和对新生活的感恩之情。

到了“文”革，不知哪位造反派突发奇想，独出心裁，认为“向日葵设计周边十二个角，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党徽，”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这一“新发现” 可让朱大爷多吃了苦头。

一天下午，我正在提水，一伙带着红袖章的“造反大队”喊着震天的口号来到宿舍院，“打到反动学术权威***！”“挖出历史反革命***！” “***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！”“砸烂***的狗头！”……并在朱大爷门前、窗上贴满“大字报”，接着，朱大爷在“造反大队”的挟持下，挂上大牌子，踉踉跄跄地游街去了。尽管这样，朱大爷的神情还是那样平淡镇定，面无惧色。这一幕，给我以极深的印象，现在想来，恍如昨日。

小四活过来了

小四不是真名，他排行老四，匿去真名，姑且称之。

泰安县人委南门宿舍院在“文革”前安上了自来水，供水不是很正常，有时有水，有时无水，院西北就一个水龙头，打水约一百米左右，有时还得排队。这已经是很不错了，满泰城这样的待遇也不多，泰城居民都得拿着水票到供水点排队挑水。为了这不正常的自来水，院里家家户户都有水缸存水，方便生活。     

    那时，朱大爷夫妇初来甫定，和邻舍们还不太熟悉，葛姨和小四妈也有些鸡毛蒜皮的抵牾和口舌之争，各不相语。院中的房子布局像连环套，参差交错，小孩子们经常在此玩“藏老猫收”。小四那年五六岁，还没上学。一天下午，小四出事了，他和小伙伴们玩，躲在外窗台上，脚下一滑跌落在窗下的大水缸里，呛得乱扑腾，慢慢下沉，其他孩子的喊声惊动了全院，我们都跑来看什么事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朱大爷正在院里看报，他三步两步跑过来，把小四从水缸里捞出，小四眼也不睁，气也不喘，鼻子嘴里都是水，葛姨拿了一个凳子，朱大爷把小四反扣在凳子上，涳口腔腹腔的水，一会儿，小四哇哇吐了几大口，接着号啕大哭起来，可朱大爷笑了，把小四放坐在凳子上，对我们说，“活过来了，没事了。”

小四父母回来后，得知原委，登门千恩万谢，送烟送酒，朱大爷都婉言谢绝了。

之后，葛姨和小四妈成了挚友，你恭我敬，和一家人似的，她俩又都是抽烟的高手，嗜茶的茶友。整天泡一块，都是“牛鬼蛇神”的家属，聊这聊那，打发无奈、困窘的时光，在那时，也算是一种慰藉吧。

一本篆刻书

“文革”后的一天下午，南门外县革委招待所的服务员匆匆跑来，要葛姨去接电话，那时家中都没有电话，葛姨一会儿就回来了，面色有点凝重。后来，我们知道，她女儿夏梦在北京开完政协会要接葛姨一块去香港居住。没多久，葛姨就去了香港。我家搬走了，朱大爷也因落实政策搬到农学院南工艺公司宿舍。他常应邀参加全国各地文化活动，流寓上海、杭州等地，我们联系就很少了。

1987年春的一天，原邻居马列孙先生来我办公室，说：“朱大爷开完省政协会来泰安了。”我喜出望外，当晚，我和马先生一起，买了点水果点心，来到朱大爷住处，一见面，老人家紧紧抓住我的手，仔细端详着我，说：“大明啊，快十年没见了吧，变了。”又称呼马先生的小名说：“你没变。”然后指着身旁约六十岁的女士说，“这是徐阿姨。”行过点头礼，朱大爷让座，这是一套二室一厅的房子，墙上挂着朱大爷的书画，喝茶时，三人聊起一些过去的往事，徐阿姨在旁微笑地听着，我将准备好的新篆刻的四个印拓请朱大爷指点，他戴上眼镜细心地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还行，这有个错字，应是这样。”他在桌上用手比划着，我自愧难当，诺诺以应。

朱大爷又问起我俩的工作生活情况，我说：“你和葛姨还给我介绍过对象，操过心呢。”朱大爷说：“可惜没成。”我说：“那时，我爸走资派没解放，我不党不团，长得又惨，人家当然不同意了。”马先生说：“你给我俩刻的印，到现在都用着呢。”我接着说：“你老给我的老版的《说文解字》也用着呢。”

聊着聊着，时候不早了，当我们得知朱大爷他俩明一早坐火车回上海，我俩起身告辞，朱大爷说：“好好。”说着让徐阿姨拿出一本书，是《朱復戡篆刻》，递到我手里，说：“新出的，有时间翻翻。”谢过之后，朱大爷手扶拐杖，徐阿姨扶着，送我们到门口。

过了两年，我从报纸上得知朱大爷仙逝的噩耗，又想起先前的一幕，没想到，一本篆刻书竟成了和恩师的诀别之物。

   吕大明沐手1990年6月写于《泰山志》编辑室。

   此文原载2014年3月西泠印社社刊《西泠印社》总第41辑，纪念西泠印社110周年，社刊《西泠印社》10周年专辑。

吕大明（国家一级美术师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华书局版《泰山志》责任主编），《泰山文化研究》主编，《泰山名人》执行主编，《山东体育集藏》执行主编，中国泰山华侨书画报艺术总监。）